佛教

　　一般认为，台湾佛教是1662年郑成功光复台湾前后自闽南传入的。现知台湾最早的佛寺，是始建于1662―1665年之间的台南竹溪寺，原称小西天寺。其后不久，又建起弥陀寺、黄蘖寺、法华寺、开元寺等一批寺院。据考证，有清一代，台湾境内建立纯佛教寺院约102座，其中开元、竹溪、法华三寺被称为当时的三大名刹。从清末到日据时代中期，还以福州涌泉寺僧人为主形成了大岗山、观音山、大湖山和月眉山等台湾佛教四大派系。

　　在台湾历史上，还有一种影响力很大的“在家佛教”，即斋教。斋教原称老官斋教，实际是创立于明末的一种民间宗教，它冶儒道佛三家为一炉，但外在形式上佛教最浓。斋教于清乾隆年间自东南沿海传到台湾，以释迦牟尼、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为崇拜对象，使用《金刚经》、《心经》、《阿弥陀经》等佛教经典。教徒称斋友，活动场所称斋堂，主张吃斋食素，在家修行，逢朔望秉香烛至斋堂念经聚会。斋教吸引了很多平民，并曾于1915年6月发动过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起义(台学术界亦有认为此次起义非斋教发动，兹不详述)。日据时代，斋教的名称不再专指老官斋教，而包括了也是传自大陆、形态相近的中外两支民间教派―金幢教和先天道，老官斋教则以“龙华会”为名。因此，斋教便有了金幢、先天、龙华三派，龙华派人数最多。日本占领当局曾以日本佛教辖制斋教，斋教部分人士亦集体列入日本佛教曹洞宗下以求自保；后日方又令斋堂改为神社，焚毁斋教祖师像，使斋教元气大伤。斋教的派别现在台湾仍有某些独立的活动，不过多数斋堂已为佛教组织并吞，斋友成为佛教信士，少数斋堂改奉道教神祗，还有一些被一贯道所替代。但是，斋教传统因素的存在，是台湾佛教面貌呈现某种混杂的原因之一。

　　1895年日本侵占台湾后，日本佛教曹洞宗、临济宗、净土宗、净土真宗、真言宗、日莲宗、天台宗和华严宗等8宗12派纷纷派僧侣到台湾布教。在政治压力下，台湾原有的中国系统佛教被迫归属日本佛教系统。僧人全加入禅宗，曹洞宗和临济宗妙心寺派各半；居士一部分加入禅宗，大部分加入净土宗和净土真宗东、西本愿寺派。1922年4月4日，成立了名为民间团体，实以日本官员为会长的全台性佛教组织―“南瀛佛教会”。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台推行“皇民化”政策，规定凡未归属日本佛教的寺庙、斋堂都改为神社，佛寺器物、制度、仪轨均仿效日本，造成台湾佛教彻底日本化的局面。

　　1945年台湾光复。1946年10月“南瀛佛教会”改名为“中国台湾省佛教会”。1947年5月，中国佛教会在南京复会，台湾省佛教会成为其分会。自那时起，特别是1949年以后，大陆一些著名佛教人士陆续到台湾弘法，恢复传戒，整饬僧团，扩建道场，培植僧材，使台湾佛教面貌有了巨大的改观，重新确立了中国佛教的正统地位，并逐步掀起一场令其他宗教瞠乎其后的“佛教复兴”运动。

　　据统计，到1991年底，台湾佛教登记寺庙共有1723座，登记信徒253087人，教职人员10942人。如果加上未登记者，则前面两个数字分别达到4020座和485.6万人(1990年底数字)，寺庙数量虽少于道教，但申报的信徒人数却居各教中的第一位。佛教界在台湾开设有25所佛学院，12个高级佛学研究所，办有幼稚园102个，图书馆341个，康乐中心139个，出版刊物207种，重要的有《中国佛教》、《海潮音》、《狮子吼》、《菩提树》、《慧炬》、《普门》、《佛教文化》、《中华佛学学报》等；还创办了其他一些医疗、慈善和社会教育机构，其中已招生的大专院校有慈济医学院和华梵人文科技学院，筹设中的有玄奘、法鼓、佛光3个人文社会学院。在经济收入方面，1991年1723座寺庙共申报收入49.38946亿元，其中捐助收入为25.7705亿元，平均每座寺庙全年收入286.4万元。当然，其实际数字远远不止于此。

　　台湾的佛教组织有1950年3月14日在台北“恢复”旗号的“中国佛教会”，1969年1月5日成立的“中华佛教居士会”和1989年6月17日成立的“中华民国佛教青年会”。这3个组织在台湾县、市一级都有分支机构，以“中国佛教会”与国民党当局关系最为密切。该会会址设在台北市善导寺，下设5个办事机构和14个特别委员会，对内力图控制整个台湾佛教界，对外代表台湾佛教界在国际上进行交往，其“官方教会”的形象和某些派阀作风，早曾备受非议；随着台湾政教形势的变化，该会的作用有所削弱。目前，该会理事长为净心法师。 　

　　近二三十年来，台湾佛教界充分利用台湾社会给佛教发展带来的条件，运用广播、电影、电视、出版等传播媒介和举办各类法会、讲演会、文艺演出、弘法游行、宗教观光、圣地朝拜等活动，全方位、多渠道地宣扬佛教，吸引信徒，使台湾的佛教信仰在社会表层呈现出极其兴旺的景象，并在世界范围产生了相当的反响。与此相联系，台湾知识界对于佛教的学术研究兴趣大增，不少学术成果问世。这里，值得提到的两位重要人物是星云法师和印顺法师。星云是江苏扬州人，1927年生，12岁在南京栖霞山剃度，曾任宜兴大觉寺、南京华藏寺监院；1949年到台湾，1967年在高雄县大树乡破土兴建佛光山寺，该寺20年后成为台湾最大道场，别院、分院遍及台湾各地，甚至还发展到香港、东南亚、日本、关岛、夏威夷及美国本土，以至澳大利亚和南非；星云还发起成立“国际佛光会”，以各地的佛光山寺院和活动点为中心，联络组织当地佛教信徒加入协会，从而在台湾和国际华人社会乃至部分非华裔人口中掌握了引人注目的信众资源。星云把自己的做法看作是“提倡人生佛教，建设人间净土”的实践，他以宗教家的热忱、企业家的手段、政治家的谋略，终于把佛光山建成一个资本雄厚、事业众多的跨国集团，其资产总值在80年代已达新台币100亿元以上。凭借巨大的经济实力及个人活动能力，星云在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十分活跃，还被国民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选为“中央评议委员”。在始终受到蒋氏父子青睐的“中国佛教会”多届理事长白圣法师去世以后，星云和“中佛会”名誉理事长悟明是台湾佛教界仅有的两位具有这个高级政治头衔的僧侣。

　　印顺法师，浙江海宁人，1906年生，曾师从名僧太虚，在大陆时就以《印度之佛教》一书奠定其学术地位。50年代初到台湾，创福严精舍、慧日讲堂，从事佛教教育和佛学研究，出版专著多种，是今日台湾公认的佛学泰斗，在大陆和国际学术界也享有盛名。印顺法师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阐释佛教思想的产生、发展、作用和地位，以其对大乘佛教义理的深入考证、精辟思辨和高屋建瓴的诠解、发挥，震动了有感于佛学之深湛浩博的新一代台湾知识层信众，被不少人誉为“台湾佛教的精神领袖”。印顺的思想学说在客观上支持了星云这样的佛教“革新派”的大胆行动；甚至有人宣称受到印顺的启迪，悟出一番道理，创立了新的教团。因创建“慈济功德会”、为台湾下层民众提供医疗慈善服务，向国际社会提供灾难救助，而连续获得台湾当局和国际性奖励的证严法师，也是印顺的女弟子。

　　目前，慈济功德会的会员达250万，财力已绝不亚于佛光山，只是使用方式不同。一些以知识分子和青年为成员的佛学研究机构或佛教团体，不约而同地请印顺担任“导师”，时常请教。印顺历来与星云一样饱受“中国佛教会”中某一派势力的排挤，在“中佛会”声威今非昔比的时候，印顺法师门庭“下自成蹊”，反映了台湾佛教界内部结构组合的新态势。 纵观台湾佛教近二三十年的发展，还有两个特点，一是“入世佛教”，即“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自力自足”。其最好注脚，就是佛光山集团的所作所为。星云主张今后的佛教要走工禅、商禅并举的道路，这是传统佛教面对现代社会生活严峻挑战的一种回应，以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来求取佛教在现世的生存空间；二是“居士佛教”，这是近代中国佛教本来已很突出的现象，在台湾，一方面表现为在俗信徒的增加超过僧侣数量的增加，另一方面表现为初中以下程度占63.03%的僧侣队伍素质不能适应佛教进一步发展的需要，造成一批高层次知识型信士以钻研、护持正法为己任，而社会上非正规佛教的“复合”信仰一派兴旺的局面。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是潜藏在台湾佛教繁荣表层之下的危机，但同时又可能是台湾佛教整体水平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希望。

巴哈伊教

　　巴哈伊教是19世纪中叶由伊朗贵族巴哈欧拉在伊斯兰教巴布教派基础上创立的一个世界性新兴宗教，其称谓得自巴哈欧拉之名，意为“荣耀”。本世纪内获得迅速发展，现在全世界信徒已超过600万。巴哈伊教总部设在以色列海法，称“世界正义院”，又称“万国总灵体会”，各国或地区的领导机构称“总灵体会”，基层组织为地方灵体会。各级灵体会均由9人组成，民主选举产生，定期换届。巴哈伊教教义的核心思想是上帝唯一，宗教同源，人类一体，天下一家，强调11项原则：自主寻求真理，人类团结，宗教应带来友爱和睦，宗教与科学一致，克服宗教、种族或派别的一切偏见，人的生存机会均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世界和平，宗教不应干预政治，两性平等、妇女应受教育，圣灵的力量是人的灵性发展的原动力。该教规定信徒每年斋戒一次，戒饮酒赌博、偷窃及使用暴力，禁说谎及背后论人是非，不得乞讨，必须工作，效忠政府，服从当地法律，重视婚姻及家庭生活。巴哈伊教提倡生活与信仰一体，没有专门教职人员，信徒“自行祈祷”，每个教徒都有传教义务。

　　1935年，原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在上海翻译该教著作，因该教社会主张与我国古代儒家“大同”理想有相通之处，便在译文中将其定名为“大同教”，一直沿用到90年代初。台湾的第一位大同教信徒是一留美学生，1949年返台定居；1954年，曾在上海传教的伊朗商人苏洛曼夫妇来台，在台南建立“大同教中心”，开始传播巴哈伊信仰，但长期受到台湾情治单位监控，进展缓慢；60年代中期，几名美籍人士衔命来台面向知识分子“重点布教”，信徒增至500余人；不少巴哈伊教著作在马来西亚和台湾被译成中文出版。1967年4月，台湾“总灵体会”在台北成立；1970年获“内政部”准许注册。1990年底，全台湾有地方灵体会40个，教徒活动中心12个，活动点203处；1994年，地方灵体会增至62个；1991年11月，“大同教”正名为“巴哈伊教”(1993年4月正式使用)；1997年底，信徒共12000人。按照规定，台湾巴哈伊教每年在4月21日至5月2日之间召开代表大会，选出9位总灵体会委员。台湾巴哈伊教与国际巴哈伊教组织和人士有着频繁的联系和来往，与以人教徒为主的港、澳、马、新等总灵体会多次举行有关传教活动的联合会议。1990年台湾总体会还组织了完全由中国人组成的朝圣团前往海法朝觐巴哈欧拉故居。

基督教(新教)

　　1627年，荷兰传教士首先入台传播新教，在武装后盾的压力下，数千名台湾土著居民受洗。1661年郑成功复台，荷兰传教士被逐，当地受洗者本不坚定的信仰也划上了一个句号。200余年后的1865年，苏格兰长老会派马雅各等从台湾南部登陆；1871年，加拿大长老会马偕牧师医生到达台湾北部“开荒”。两个长老会的势力南北对进，传教成绩颇佳，使长老会成为台湾历史最长、信徒最多的新教教派。除长老会外，整个日据时期只有产生于大陆的真耶稣教会和日本的圣洁教会传入台湾，其中真耶稣教会的发展也比较迅速。1945年以后，新教其他一些教派陆续入台；1945年大陆解放，大量外籍传教士迁移到台湾，长老会一家“独尊”的局面遂被打破。目前，全台湾新教系统的不同教派有100个左右，登记教堂1867个(1991年底)，教职人员12893名，登记信徒519731人。在1991年一年当中，台湾新教各教会共做礼拜117640次，平均每次有教友120人参加；举行布道会4194次，经常性查经活动77802次，教义研习活动9078次，平均每次参加的信徒人数分别为142人、32人和44人。各教会共设有图书馆626个，康乐中心442个，幼稚园209个，出版刊物1290种；还办有多所大中小学和专科学校，以及医疗慈善机构，其中长老教会的马偕纪念医院最为知名。1991年，台湾基督教会经济收入为新台币33.86498亿元，是仅次于道、佛两教的第三富户。台湾基督教超教派组织有“中华民国基督教会协会”、“中华民国福音联谊会”、“基督徒从业人员协会”、“中华基督教福音协进会”、“基甸会”，及“男女青年会”等。国民党“中评委”郭哲现任“基督教会协会”理事长。

　　1949年以后从大陆或海外进入台湾的基督教教派，几乎都属福音派，普遍重视传统的传播“福音”和个人的“灵修”活动。它们或者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密切，或者对政治事务缺少兴趣，其“社会关怀”仅仅表现在医疗、教育、救济等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具有广泛国际背景和自由派神学基础、信徒主体是台湾本地人士的台湾长老会，就以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和不同一般的“社会关怀”，而显得十分引人注目。台湾长老教会于1951年实现了南北两个长老会的联合，成立了“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其组织形式采取以总会、中会、堂会为主的三级代议制。总会为最高代表机构，设正副议长、正副书记、正副会计各1人。议长任期一年，1994年第41届年会选出的议长是陈胜三牧师。总会闭会期间事务由常置委员会管理，设总干事负责。总会出版周刊《台湾教会公报》。中会是地区性组织，台湾范围内有16个，亦设正副议长、书记及会计，议员由下属堂会的长老、执事和宣教师组成。堂会是以各个教堂为中心的基层组织。教堂长老、执事由信徒推选。目前，长老教会教徒超过21万，教堂超过1100座。教徒中，台湾本地人最多，年龄15至39岁的人最多，职业以公务人员最多，商人次之，北部教徒较南部为多，平均文化程度较高。李登辉本人也是长老教会的信徒。

　　台湾长老教会总会实权掌握在总干事手里。前总干事高俊明任此职达19年(1970?989)，继任总干事为杨启寿。正是在高俊明任职期间，由于岛内政治环境的变化和国际势力的插手，台湾长老会与国民党当局发生了一再升级的政治冲突。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台独”问题上。

　　1971年12月29日，长老教会发表《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援引西德模式，建议当局“彻底革新内政”，“作中央民意代表的全面改选”。1975年11月18日，发表《我们的呼吁》，再度强调《国是声明》的内容，提出教会要“积极关心我国政治前 途”，“促请政府诚意地推行民主政治”。1977年8月16日，又发表《人权宣言》，宣称“台湾的将来应由台湾1700万住民决定”，并公然要求当局“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进入80年代，长老教会的政治活动从口头向街头发展，在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游行示威活动中高喊“台独”口号，与所谓“党外”的和岛外的“台独”声浪连成一气。1986年，民进党成立，其领导集团中许多人是长老会教徒，陆续进入台湾“国大”和“立法院”的民进党籍人士也多有长老教会背景，长老教会在台湾政治中的一部分“特异功能”转由民进党出面承担。1990年，在国民党内某些力量的纵容下，民进党将“台独”列入党纲，走上了一条分裂国土的“不归路”；长老教会的部分骨干处处为之呐喊助阵，《台湾教会公报》上的“台独”宣传更加肆无忌惮。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日益演变为一个政治性的宗教团体。

　　台湾长老教会的作法，还给另外一些宗教组织和教徒提供了“样板”。新教内部有新约教会向国民党当局“暴政”发难，虽然是由于坚持其“异端”信仰而非支持“台独”，但其行动之激烈程度更甚于长老教会，令当局深感棘手；一向顺从当局的天主教会内部，出现了由教徒组成的“人权小组”，1991年9月参与发起民进党组织的“台湾重返联合国”游行；某些台湾省籍年轻一代佛教徒也提出“佛教值得向基督教长老教会学习政治见识”，甚至认为佛教界应“有心胸包容主张(台湾)独立者”。种种迹象表明，在未来台湾的政治舞台上，来自宗教方面的表演者将更多地登场，从长老教会开始的台湾政教双方正面冲突以及教教、教内政见性冲突，将在更大范围内和非常敏感的问题上持续进行下去。

　　不过，应当指出，台湾长老教会上层人物和很多不赞同“积极关心政治”的信徒，对“台独”的态度并非全都认同。不少信徒对于少数把持教会权力者以教会名义发表政治性言论颇为不满。长老教会中，中产阶级信徒占有很大比例。信徒经济收入的殷实，使长老教会在财政上大蒙其惠。教会面向社会的许多“关怀”工作，就是在雄厚财力的支持下开展的。而保障既得经济利益，又是中产阶级参与政治的出发点，这种求稳怕乱的心态，对长老教会内一部分政治活跃分子的行为趋向不能不产生一定的牵制作用。因此，整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最后会走到哪一步，还可拭目以待。

天主教

　　明天启六年(1626)，天主教由西班牙多明我会神父传入台湾北部，到崇祯十五年(1642)，西班牙传教士被荷兰人驱逐时为止，土著居民受洗人数约4000名。清咸丰九年(1859)，西班牙多明我会根据罗马教廷传信部的要求，从菲律宾派神父2人，与中国修士、教友各3人抵台传教，首先在高雄建立第一座教堂，并逐渐向北扩展。1883年，台湾教务划归厦门教区；1913年7月19日，成为独立监牧区，仍由西班牙人管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当局饬令天主教会与西方割断联系，迫使全部西方传教士离台，由日本教士代理监牧。当时，台湾有天主教堂18座，教徒近万人。1946年，日本教士被遣返；1948年5月，教廷派西班牙多明我会会士陈若瑟任监牧。1949年后，大批中外籍教职人员和一些教徒从大陆来到台湾，教廷于1949年12月30日把台湾划分为台北、高雄两个监牧区，1950年10月6日、1952年8月7日，又先后建立台中和嘉义、花莲3个监牧区。1952年8月7日，教廷以台湾作为中国第21个教省，台北监牧区升格为总教区，郭若石任总主教。1961年至1963年，建新竹、台南两教区，高雄、嘉义、台中、花莲均升为教区。1968年9月25日和1970年2月24日，又分别成立金马、澎湖宗座署理区。截止到1991年底，台湾共有1个总教区、6个教区、2个宗座署理区，有教堂796座；总主教4人，主教8人，中国籍神父440人，外籍神父300人，教友295686人。台湾天主教会开办有幼稚园224所，小学10所、中学28所、职业学校9所、语言学校4所、大专院校3所，其中辅仁大学是台湾著名的综合性高等学府，1991年在校生达17550名，并于1992年在台湾高校中建立第一个宗教学系。教会设有7家出版社，发行刊物94种，有“中声”、“益世”两家广播电台和6家视听节目制作中心；还有16家医院、17个诊所，以及育婴室、安老院等社会慈善机构。

　　1967年4月11日，台湾地区的主教组成“中国主教团”，负责推展台湾天主教教务工作。“主教团”成员任期4年，1991年4月改选后的成员为：主席单国玺(高雄主教)、副主席狄刚(台北总主教)、常务委员单国玺、狄刚、刘献堂(新竹主教)、王愈荣(台中主教)、郑再发(台南主教)以及林天助(嘉义主教，1994年3月病故)、钱志纯(花莲主教)、秘书长为徐英发(台北辅理主教)。“主教团”下设12个委员会，即：教义委员会、福传委员会、圣职委员会、礼仪委员会、教育文化委员会、宗教交谈与合作委员会、桥梁教会服务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教友委员会、大众传播委员会、圣经委员会、家庭委员会。“主教团”秘书处自1975年9月起发行《中国主教团月报》。

　　1965年梵二会议之后，国际天主教“本土化”趋势加强，台湾亦受其影响。50年代初，有的外国传教士要求入教的台湾人烧掉祖先牌位，现在，祖先牌位却可迎入教堂内供奉。弥撒仪式上，柱香可代替乳香，语言也不再拘泥于拉丁文。台湾耶稣会会长张春申神父认为，就天主教自身的原则来说，具有“一”与“大公”两种体认，“一”表示只有一个教会、一个共同应当接受的教理与本质，“大公”则是无论天主教传布至何处，应与当地的文化甚至宗教情绪结合。他说：“就台湾教区而言，无论是礼仪、神学、领导和修行，都渐渐趋向中国化，这种潮流无法抗阻”。 　

　　然而，从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20年的时间里，台湾天主教的信徒人数一直在30万左右徘徊。而在此期间，台湾人口直线上升，这意味着天主教徒在总人口中的比例降低。显然，天主教会遇到了某些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台湾“主教团”委托辅仁大学社会学系对天主教在台湾的现况及其发展趋势做了一次调查研究。调查从1984年开始，经过3年的工作，统计、分析了6508份问卷答案，汇集成《天主教在台湾现况之研究》一书，公之于世。书中认为，台湾天主教1950年到1970年迅速发展的最大原因是：有利的政治因素，社会经济状况不稳定、大陆教徒及神职人员大批来台，以及大量土著高山族(台称“山胞”)的皈依。而1970年以后停滞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使人的宗教需求下降，中国文化传统对西方宗教的抵制，民间信仰的复兴勃起，以及信教人口的迁移等。

　　1988年2月，台湾天主教召开“福音传播大会”，会议确定台湾天主教今后对内要巩固信徒信仰，对外要通过关怀社会下层和贫病弱小者扩大影响，在全社会面前“作社会良心及正义呼声”，努力与中国文化相结合，重塑“中华教会”形象。在这个问题上，新教教会也遇到相同的困难。50年代，台湾百废待兴，人心浮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西方的经济繁荣连在一起令人向往，加上传教士常以物质实惠相诱，“洋教”于是大行其道。到了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生活渐富，但又遇到被逐出联合国和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冲击，对西方的幻灭感使很多人回头去寻找民族文化之本以求所谓“庄敬自强”，且因已有余财可施，佛、道及民间信仰等“土教”随之复炽，迫使“洋教”不得不加速“本土化”以维持队伍，并不断总结经验，调整策略，希望重振旗鼓。与天主教“福传大会”几乎同时，1988年3月，新教14个教派和教会以及11个机构的代表组成了“公元2000年福音运动执行委员会”，确定了到2000年时，使台湾基督徒人数达到200万人，教会达到1万间的发展目标。之后，新教教徒人数确有较大增长，而天主教教徒的增长仍不理想。

　　1991年，台湾天主教的经济收入为11.47662亿元(新台币)，与道教、佛教、基督教(新教)一同成为台湾12个教门中收入上亿元的4个大户。但是，受世界性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台湾天主教近年的开支也有所撙节，如为响应教皇约翰。1984年2月要台湾教徒“做大陆教胞‘桥梁’”的指示而成立的“中国主教团”桥梁教会服务委员会，原来经费主要依赖“主教团”拨款，1993年起，决定拨款暂停，致使该委员会“援助中国大陆教会发展”的计划项目必须重新审定，并呼吁教徒“慷慨捐献”，以纾困境。

　　与上述问题有联系，还应该提到梵蒂冈与台湾的关系。梵蒂冈是欧洲唯一和台湾保持所谓“外交”关系的主权国家。为了保住这块“国际生存空间”，台湾当局 对于教廷有关中国事务的任何言行、表态都十分敏感，唯恐已有的格局发生“意外”。在维持这种格局，执行梵蒂冈教廷对大陆天主教的一些意图、贯彻台湾当局对梵蒂冈的一些方针方面，台湾天主教会和“中国主教团”负有特殊的使命。而一旦中梵国家关系取得突破，台湾天主教会在台方与梵蒂冈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还将有所升高。